1931 年，周恩来入住汕头旅店，瞧见墙上黄埔合影，旋即转移
大革命遭遇挫折后，我党在公开场合的活动全面转入隐蔽状态，自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落网并变节以来，虽已被委派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但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央各项事务的周恩来当机立断，立即着手安排领导人员的疏散，并着手撤离核心领导机构。
等到众多干部安全迁往中央苏区，周恩来于1931年9月才着手安排，亲自前往中央苏区负责相关事务。
顾顺章投敌后，上海通往苏区的秘密通道大多被敌军摧毁，唯有周恩来等人建立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依然畅通，这条路线可经过香港、汕头、大埔等区域，最终抵达中央苏区。
1930年，周恩来负责组建的中央交通局，从各地选拔了一批得力干线和联络人员，经过三个月的辛勤工作，成功构建了这条隐秘的传递通道。
这充分展现了这条路线的关键作用，当时众多党内干部，共计数百人，都是借助这条路线前往中央苏区的。
这条线路究竟神奇在哪里？为何能够承担起如此重要的重任呢？
这条被称作“中央红色交通线”的路径，迂回曲折绵延数千里，路线上分布着众多交通枢纽、中途站点和基层站点，类似古代的驿站，将需要转移的人员逐一传送至中央苏区。
这条路线并非全然没有风险，国民党当局设置了许多阻碍，要顺利到达中央苏区并不简单，全靠沿线交通员的辛勤工作。
只有铁打的团队才能铸造钢铁一样的交通线。
周恩来动身之前，首先在上海英租界与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碰面，深入询问了交通路线沿途的细节，双方商定了撤离路径，随后又指派卢伟良带领两位联络员先行返回苏区，先行勘察一下路况。
1931年12月某个星期的夜晚，周恩来伪装成一名广东工人，由一名联络员带领，携带着一个小巧的行李箱，从上海启程，历经两天两夜的艰难跋涉，最终安全抵达汕头。
汕头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向北可以抵达上海、青岛等港口城市，向南则能经过香港到达东南亚地区，同时与江西的地理位置也比较近。
党中央考虑到汕头地处海内外人员聚集且联系便利的地理位置，便选择在此建立高度机密的联络点。
汕头交通站非常隐秘，当时众多中央交通局的联络人员对汕头设有这样一个交通站并不知情。
更令人意外的是，汕头地方并非只有一个，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汕头设置了两个站点，一个是“中法药房汕头分号”，另一个是“华富电料行”。
这两个站点位于汕头，但它们的职能和任务各不相同，彼此间互不了解情况，中法药房汕头分号，是中央交通局的黄乔然凭借亲戚关系，在镇邦街7号设立的中央交通局直属中转机构，主要职责是传递信息、调运物资、护送普通工作人员。
1931年春季，周恩来派遣陈彭年、顾玉良、罗昆贵三位同志前往汕头从事秘密活动，他们以“华富电料行”作为藏身之处，这个站点仅有周恩来领导的中央交通总局和香港总站极少数核心人员知晓，成立此站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负责保护党的要员安全转移。
经营华富电料行的陈彭年、顾玉良、罗昆贵并非寻常之辈，陈彭年系山东济宁人士，早年于欧洲支部加入党组织，归国后长期在中央特科效力，乃历经考验的资深地下工作者。顾玉良与罗昆贵同样非同一般，他们共同负责该店铺的日常事务。
他接受过多年海外教育，在汕头很受欢迎，一旦他穿上西装，就展现出如同归国华侨的气派，党组织因此指派他担任华富电料行的负责人。
顾玉良在1983年提及，陈彭年系山东籍人士，对于当地方言并不熟悉，然而他在租界潜伏多年，对帮会行话及运作手法相当娴熟，遇事能够妥善处置，他身材高大，平日里身穿长袍大褂，模样酷似商人，因此我们常称他为“老板”。
顾玉良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早些时候从事过商业活动，因此对商业运作非常熟悉，组织上决定让他负责财务工作，同时他还承担着与东江特委沟通联络的任务。
顾玉良于1983年提及，他来自上海近郊，初次抵达汕头时，对当地居民使用的潮州话并不熟悉，然而，他从事过商业活动，也曾担任过党内联络员，因此，对于经商之道以及党内隐秘联络的运作方式，他具备一定的了解。
陈彭年和顾玉良并非潮汕籍人士，对当地语言不熟悉，于是又聘请罗昆贵来处理他们之间的日常沟通和语言转换事宜。
罗贵昆年纪二十上下，籍贯广东梅县，懂得家乡方言，在汕头也有些门路，为陈彭年和顾玉良在汕头做事充当联络和沟通的角色。
党组织从众多人中挑选出这三名同志，是经过反复考察的，周恩来对挑选联络人员的条件非常苛刻，他强调过“宁可舍弃一个县，也要确保联络线的畅通”，因此，选拔一名联络人员，其难度不亚于选拔县的主要负责人。
那么，中央选拔交通员是什么样的标准呢？
依据有关文献，中央方面在挑选联络员时，除了要求他们“射击精准”和“可以完成长距离行军”之外，还特别强调一个条件，就是“不允许说梦话”。
射击技术精湛，这一点人们都能明白，毕竟从事交通工作风险极大，一旦身份暴露就可能面临激战，为了确保同志们转移过程中的安全，交通员具备精准的射击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完成远距离行走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交通路线普遍很长，有时还需走小路，必须经历远距离行走。
这项要求十分费解，交通员的工作不只是出力，有时还需要假扮成不同角色，例如某些旅馆设有集体寝室，许多人同处一室，伪装技巧可以通过化妆施展，然而说梦话却难以防止，一旦任务进行中交通员说梦话暴露了秘密，极有可能危及整个组织的稳定。
陈彭年担任交通站站长期间，对交通员的标准十分高，顾玉良提及此事时说：陈彭年曾在中央特科任职，擅长伪装，因此他要求我们穿着也要考究，这样才能像上海地区的商人那样。
他们抵达汕头后，就在南京旅社旁边租下了一栋三层小楼，这栋楼正对着街道，不过没有临街店面，所以他们决定创办一家专门从事批发和代销业务，完全不涉及零售的电料企业，并且找人打造了一块铜质招牌，公司完整名称被定为“华富电料公司”。
专门从事批发业务而非零售，是为了借助店铺身份采购苏区急需的电器物资，他们公开售卖二极管、配线圈等电子零件，这些是当时市场上供应不足的物品，能够便于他们向苏区输送紧缺的印刷设备、广播电台、制鞋工具、缝纫器械等物资。
那个年代，党组织处境异常艰难，他们从事商业活动获取利润很有必要，既要利用金钱联络人脉、贿赂国民党官员，也要尽量向组织输送一些运作资金。
要想更有效地藏匿，就必须注重细节，在网站建立时就购置了许多最前沿、最考究的家具，就连公司里摆放的落地钟，也是那个年代最顶尖的装备。
这种想法的形成，源于交通局人员历经艰辛总结的教训，中央交通局负责人吴德峰在上海开展地下活动期间，曾租住一处居所，然而在他们搬入之时，房主却打算向当局告发他们。
陈彭年掌管着开大商行，是汕头地区首屈一指的商界翘楚，因此他家里的器具必须与其显赫地位相称。
陈彭年买了这些阔气的器具后，来这儿经商的达官贵人怎么可能会怀疑他们跟共产党有关联呢
陈彭年日常开销很大，花钱非常随意，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大富豪，因此在汕头，很多人都要给他一些情面。
正因为如此，这家名为“华富电料行”的店铺自成立之初就从未引起注意，在关键时刻，它可以说是为整条地下交通线提供了关键的保护。
顾顺章落网后投敌，周恩来迅速反应，着手变更中央联络网络，所有他或许知晓的站点都被舍弃了。
“中法药房汕头分号”虽然仅运作了六个月，却已经终止运作，与此同时，决定启用“华富电料行”作为替代的联络点。
中央对汕头交通站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并且有两条特殊的规定。
第一条，汕头交通站仅能同当地党委东江特委书记沟通，不得与其他负责人接触，这种单线沟通方式更为稳妥，一旦某个环节出现状况，不会波及其他部分。
第二项规定，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站点，过往的官员即便抵达汕头，也仅引导他们在站外歇息，当年共产国际顾问、德国籍人士李德途经此地，下榻于外马路上由英国人经营的一家客栈。
周恩来即将出发，中央交通局随即通知陈彭年，要求他依据船期和秘密约定的信号前往码头迎接重要人物。
陈彭年明白，一般工作人员前往汕头，通常只需普通联络员陪同，而他这个站长必须亲自前往迎接，这表明来人是党内的高级领导。
所以，他收到消息后，在指定时刻提前来到港口等待，等到轮船停稳时，众人纷纷涌出，陈彭年与联络人肖桂昌成功会面，肖桂昌是香港市委的负责人，对广东境内的路线非常了解。
陈彭年曾经在中央特科任职，与周恩来有过接触，所以认识他，肖桂昌指向远处的人时，陈彭年立刻认出那个人就是周恩来，确定无疑。
陈彭年迅速领着周恩来等人来到华富电料行，随后把汕头交通站近期的工作情形一一告知周恩来。
周恩来对汕头的情况相当熟悉，这也是他当初选择在此建立交通站的原因，他此前多次到访汕头，与这座城市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1925年3月，国共合作那段时期，周恩来首次参与指挥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的军事行动，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汕头。
汕头当地民众纷纷迎接东征部队，商界人士也积极组织了接待活动。
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开展第二次东征行动，周恩来则暂驻汕头，担任东江各属行政专员一职，负责管理汕头周边数个县市的地方事务。
蒋介石挑起武装冲突后没过多久，1927年8月，周恩来加入主导南昌起义，一个多月后，他带领起义部队开赴汕头，组建了红色政权。
汕头这座城市，确实记录了周恩来革命生涯中的许多波折，周恩来本人对这座城市，也怀有深厚的情感。
那天晚上，周恩来被陈彭年等人安排在本地规模最大的旅馆，名叫“金陵旅社”，是以商人的名义入住的。
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周恩来和陈彭年从楼上下来，查看一下周围环境，万一出现紧急状况，好有计划地撤离。
可是，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周恩来决定立刻转移的事情。
他们刚从楼下经过楼梯转角处，就注意到墙上的镜框里有一张相片，这张相片他极为熟稔，那是1925年汕头各阶层欢迎黄埔学生军时的集体照，照片中心位置正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即便岁月已流逝六个年头，1931年的周恩来面容较之1925年更显风霜，他亦精心修饰了妆容，然而其卓尔不群的气度，依旧让人瞬间就能认出他。
那个年代正值白色恐怖，这张照片实际上就是一张附有头像的“捉拿布告”，周恩来立刻意识到，在此处居住风险很大，必须搬离。
情况十分紧急，短时间里另寻住处十分不易，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多数旅馆都要进行盘查。
陈彭年非常机敏，立刻动用自己的人脉，把周恩来安排到棉安街另一家客栈住下，这个客栈难道就没人搜查吗？
这家旅店表面看起来很一般，但内里却非同寻常，这是由潮汕国民党驻军最高长官、自主第二师师长张瑞贵所开设的。
张瑞贵并非心地善良之辈，实为针对共产党的重要反动分子，他具体负责在潮汕各地镇压革命人士的工作。
那个时期汕头管控十分严厉，城区内时常核查居民身份，街道通常施行夜间戒严，任何有可疑迹象者，都会被带走接受询问。
唯独那家客栈，他从不主动去了解，因为他自认形象过于凶悍，共产党人又对其趋之若鹜，断不会有不知趣的共产党人愿意投宿在他的店里。
这家旅店，国民党方面不去查访，地面上那些不法之徒也不来滋扰，确实是个比较安稳的所在，周恩来因此就在敌人鼻子底下住了下来，这一晚，总算是有惊无险。
次日清晨，陈彭年送周恩来一行抵达汕头火车站，随即离开汕头，没过多久，周恩来便成功抵达苏区。
1930年至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开始前，这条路线一直保持完好，不完全统计显示，期间有超过两百名中央领导同志及干部经此路线护送至中央苏区。
顾玉良在汕头服务没满六个月，就转回上海任职，接替他职务的是那位曾经护送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的肖桂昌。
新中国成立后，顾玉良前往首都参会，期间碰到了肖桂昌，肖桂昌向顾玉良讲述了汕头近期的交通状况，提到交通站持续承担护送职责，每次都能圆满达成目标，为苏区奉献了所有心力。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时，汕头大站已经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任务，接到命令准备撤走，所有工作人员都转移到了中央苏区，不过那个位于“中法西药房”的交通站还在继续工作。
陈彭年后来在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任职，主要任务是确保交通线安全，他多次秘密护送中央苏区的黄金到上海，为党中央以及后来的临时中央和上海局解决了大量经费问题。
党中央将动用这笔款项购置部分电子通讯器材或医疗器具等物资，随后指派陈彭年将其运送至中央苏区，从而缓解了该区域战略物资不足的状况。
由于党组织给予的信任，长征启动时，党中央便将管理军费的重要职责交给了陈彭年，陈彭年害怕黄金遗失，就将金条缠在自身躯体上。
1934年8月底，红军从四川毛儿盖启程，踏上穿越草地的征程，凭借顽强意志克服重重困难，部队主力最终成功抵达对岸，然而陈彭年却在穿越过程中掉入泥沼，由于身上带着重金，他的身体迅速下陷，最终永远留在了这片荒原。
那个时期，凡是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人，都会面临杀身之祸，因此他们从不探询，只晓得陈彭年是在为党效力。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却久久没有收到陈彭年的音讯，到了新中国成立三年的时候，他的女儿陈德芳等人带着不安的心情向政府递交了一封信，打探当年“华富电料行”的东家的行踪，在信里亲属们写道：国家已经解放三年了，家里的人十多年没有他的消息，因此呈递书信询问他的下落，以免家人继续挂念。
1952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接到来信，陈德芳由此得知：1935年9月，陈彭年与另外两位同志，在大草地上行进时，不幸跌落泥沼，完全没入水中，最终殒命于荒野，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
这个消息，他们等了十几年。
1984年，顾玉良特意前往汕头，追忆地下活动时的同志们，自从离开此地，已有五十载光阴，当年一同奋斗的革命伙伴，如今已天人永隔。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他依然对这里非常了解，过去许多天里，他的心中总是浮现出这里的景象，在顾玉良的协助下，他找到了当年“华富电料行”所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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